1982年—2002年，习近平同志曾负责过县、市（地区）、省等不同层级的工作，工作履历跨越正定、厦门、宁德、福州和福建全省，抓经济工作是他这期间的一项中心工作，体现了他鲜明的领导风格，留下许多言近意远的“金句”，为各级领导干部在新发展阶段做好经济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和宝贵案例。
关于贯彻中央经济决策部署
1988年，针对通货膨胀加剧、重复建设严重，中央进行治理整顿，宁德经济因此受到影响。习近平同志在部署工作时讲：“闽东这个全局只能服从全省乃至全国这个全局。在当前整个宏观经济的调整工作中，如果需要牺牲局部的利益，还是应该乐于承担的。”
在宁德时，针对一些干部抱怨国家经济治理整顿使宁德经济发展“生不逢时”，习近平同志谈了自己的理解：“治理整顿不是改革要收、要停，而是为深化改革创造良好条件，是为了使经济更顺利、更健康地发展。”他要求，治理整顿期间绝不能上新项目，但项目论证的前期工作不能松，还要加强。
1992年，针对当时沿海开放地区流行的“遇到红灯绕道走，遇到黄灯抢着走，遇到绿灯快快走”论调，习近平同志要求干部站在国家层面和战略高度考虑问题，反复强调违反中央原则的事情坚决不能做。
关于认识、把握、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
习近平同志讲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有许多规律尚未被人们认识和把握，必须善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进行探索和把握。”
习近平同志强调：“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必须通过发挥比较优势来实现。”针对正定毗邻石家庄的特点，习近平同志确定了正定县探索发展“半城郊型”经济的新路子，不丢城，不误乡，利城富乡。他在宁德期间强调，“一定要发展地方的特色产业，优势就在特色，特色又需要环境基础”，一定要把培育特色的环境保护好。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早期阶段，习近平同志对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建设的长期性、渐进性、复杂性具有深刻而全面的认识。例如，他强调，“农村市场化不是那种让农民按照市场需求去进行生产经营就行了的虚化东西，它包括市场体系、市场机制、市场法规、市场信息体系等多方面的内容”，需要下功夫培育。
习近平同志多次提出，要引导广大企业树立按消费者需求组织生产的现代市场营销理念，真正做到按需定产。他强调，要“由市场决定价格，并以这种能够客观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价格信号”引导企业和农民安排生产经营。
在担任福建省省长期间，习近平同志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经济与政治的辩证统一，“必须充分发挥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的优势”。
关于调查研究、制定规划
习近平同志强调“钻矛盾窝”了解实情，“少看花瓶和盆景，多看看后院和角落”，调研中经常询问企业在资金贷款、员工招聘等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习近平同志早在正定工作时就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正定要发展，首先要研究正定经济发展的规律是什么，在这个基础上结合正定实际，制定一个10到15年的发展规划”，“正定县的规划，经过充分研究、讨论、取舍，成熟以后，再通过人大的立法固定下来”。
关于正确处理政商关系
一家企业想引进外资，但需要政府和国企转让持有的股权，相关领导请示习近平同志。习近平同志说，“你们思想要解放，办好现有的企业就是最好的招商，要全力支持他”。
1999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宣扬“两国论”，在闽台商人心惶惶。习近平同志担任代省长后的第二天就去台资企业调研，掷地有声地说，我们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两国论”，同时，“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将一如既往依法维护台商正当权益，在当前两岸关系紧张的情况下，福建省对台商来闽投资兴业的欢迎态度不变，支持力度不减”。
本世纪初福建曾经查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案件查处以后，一些干部不敢跟企业家来往了。面对这种情况，习近平同志第一时间召开企业家座谈会。他说：“政府官员也好，企业家也好，大家总要来往嘛，总有事情要商量，你来我往，是什么关系呢？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关于担当作为、抓好落实
习近平同志强调，一代人要做一代人的事，不甩包袱。
针对正定县为了保“粮食高产县”的帽子，年年扩大粮食面积而群众收入越来越低的问题，习近平同志说：“我们正定宁可不要‘全国高产县’这个桂冠，也要让群众过上好日子。”
习近平同志在1992年5月召开的福州市党代会上指出：“抓落实，就是要事情定了就办，办就办好，绝不允许拖拖拉拉，半途而废。”
关于加强学习
习近平同志经常强调多读书多学习，把读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读不同类型的书，看完以后进行独立思考和实践运用。
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时曾说：“在地方工作的同志，如果能将理论高度与实践深度有机地结合起来，就能更好地做好领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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